2011年無疑是重要的,“十一五”的結束給整個紡織行業留下了很多希望,但同時也留下了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作為“十二五”的開局,能不能做到開門紅,對于未來5年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面對那些困難,整個上下游企業該如何思變,轉危為安;而那些已經或將要出現的優勢,又該如何加以利用,做大做強。在一切都還是未知的時候,我們不妨來做個猜想。
原料波動企業以何種姿態面對
的漲幅超過了90%,從不足17000元/噸急速升至30000元/噸以上。而11月實施的流動性收緊政策,又使得
迅速跌落到25000元/噸左右。這樣的大幅波動讓很多下游企業手足無措,不得不選擇放棄2010年,讓公司員工提前放假,養精蓄銳,2011再戰。
把希望寄托在2011年也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春節對于上下游企業都是舉足輕重的時間點。在棉價上漲的過程中,很多棉農、棉商都出現了惜售的行為,但棉花是不易保存的,而且經歷了棉價的大跌和反彈之后,春節前的大量出售,無疑是明智之舉。
同樣,對于下游的服裝企業來說,春節是銷售旺季,雖然原料
的上漲讓服裝的進貨價格也不同水平地提高了10~20元,但春節假期人們的消費能力依舊帶給他們不小的信心。
同時,原料價格的波動在2011年也有走向平穩的趨勢,有專業人士表示,2011年的棉花市場將不再會大起大落,估計會穩定在25000元/噸~27000元/噸左右。話雖如此,2010年遺留的問題也有待解決,高成本的舊產品想要提價已經不再可能,企業唯有在新品研發上多投入精力,在節約成本的同時適當提高新品的價格,在總量上分擔曾經產生的高生產成本。
能源改革會否推動價格上漲
毫無疑問,“十二五”政府還會強調能源價格改革。但漲還是不漲?這是個問題。新的一年里,在消費者最為關注的價格問題中,簡直無一樂觀: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會不會降油價?天然氣定價機制改革能不能不是一味催漲?煤炭企業加速重組能不能不至于大幅推漲煤電價格?2011年或將成為包括天然氣、成品油等資源價格機制改革落地的元年。隨著改革的推進,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言,油、煤、電、氣諸種產品都有上漲預期,2011年整個能源業可能呈現價格全面上漲的態勢。
然而,中國社科院財政貿易經濟研究所價格室主任溫桂芳對能源價格改革作出了解釋:“價格改革等同于漲價,這是公眾的誤解。改革與提價不能混為一談,既不能以調代改,也不能只調不改。”溫桂芳指出,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改革不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使其能夠真實地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和資源稀缺程度。
但目前“成本+利潤”的定價機制再加上公用事業領域壟斷的現狀,使得公用事業企業提出定調價要求時,往往從部門、行業的利益出發,向政府提出過分或不合理的要求,甚至采取多報成本支出的辦法來達到提高價格的目的。因此,所謂政府定價往往演變成企業與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之間的討價還價,結果是成本漲多少,價格就提多少。
所以,能源價格改革并不只意味著能源價格的上漲,成本的提高就并非意味著價格的飆升,而是制定出真正合理的價格。
升值迫使出口企業轉型
2010年12月31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
的中間價為:1美元對人民幣6.6227元,并創下人民幣匯改以來的新高,全年已經累計升值3.01%。
未來人民幣全面升值將對中國大陸制造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紡織業為中國大陸傳統勞動密集型工業,紡織業出口一向在中國出口占重要地位,以往以廉價勞工為主,令紡織業出口利潤可觀,中國大陸傳統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的利潤率約為3%~5%。中國大陸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增加值率較低,約為美國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國的5.56%。根據2010年上半年對沿海地區制造業所做的壓力測試,若人民幣升值3%,沿海地區制造型企業將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困境。
有業內人士指出,中國紡織轉型必須著力解決三大問題:問題一,轉變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對出口市場的過度依賴問題,挖掘國內市場潛力;問題二,必須把重心轉移到推進紡織業升級上和技術升級上,避免中國經濟鎖定在低附加值、簡單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上;問題之三,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問題上,除了企業的利潤最大化選擇外,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沖抵外國對直接投資中國產生的國際收支效應。
貨幣政策顯從緊傾向企業需做足準備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自2008年第三季度開始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至今已有兩年半的時間。2011年,貨幣政策調整為“穩健”,是根據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需要,對貨幣政策基調的又一次重大調整。分析人士認為,貨幣政策基調的轉變,將有利于中國經濟更加持續健康的發展。
根據觀察,當前貨幣政策回歸穩健的條件已經成熟。一方面,國民經濟復蘇的態勢在不斷鞏固;另一方面,通脹壓力不容樂觀。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撰文指出,物價上漲已成為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因此必須引導貨幣信貸回歸常態,阻斷通脹預期向現實通脹的傳導渠道。回顧近年來央行的貨幣政策可以發現,無論是從流動性的狀況還是通脹壓力的情況看,當前與2007年均頗為相似。為此,有觀點稱,當前的貨幣政策轉向實際上體現出了“從緊”的傾向。
在這種情況下,金融機構對紡織行業的信貸投放很有可能向審慎的操作模式轉移,加大紡織行業的貸款難度并限制其規模。因此,可能導致企業出現裝備技術水平低、技術開發投入嚴重不足、產品以中低檔為主,缺乏功能性、差異性、競爭性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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