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絲綢之河 絲綢之路

大運河漂來的財富·絲綢

是先有絲綢還是先有運河？是絲綢像運河一樣飄逸靈動，還是運河像絲綢一樣流光溢彩？3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運河和中國絲綢幾乎同時興盛，同時衰落，可謂休戚與共。是巧合，還是冥冥之中，有某種神秘的必然？

□記者 何正權 文 李康 圖

賽里斯：中國另一個名字

7月14日，蘇州市楓橋路蘇州絲綢博物館內，一群現代織女身著古裝，用古老的器具，現場繅絲，現場織造蠶絲被。目睹一只只蠶繭被抽出細絲變成彩云一樣的綾羅綢緞，圍觀的游客們嘖嘖稱奇。

博物館邊，古老的運河靜默不語。河水的粼粼波光浮金泛銀，華麗如綢緞。聽慣了寒山寺晨鐘暮鼓的運河，記不清自己曾將多少絲綢運往長安、洛陽、汴梁、北京，乃至遙遠的波斯、希臘、羅馬。

博物館里，一張在江蘇吳江市（原吳縣）梅堰出土的黑陶圖片上，兩只線條粗獷的蠶寶寶，令人遐想。黑陶屬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之間的作品，其蠶紋雕刻，是當地桑蠶業發展的有力證據。講解員說，吳江市盛澤鎮枕著大運河，自古就是絲綢之都，素有“日出萬匹，衣被天下”之美稱。今天，該鎮擁有絲綢紡織服裝企業約1700家，位于該鎮的中國東方絲綢市場，是全國化纖薄型織物最大的集散地。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度。中國絲綢的高貴、華麗和神秘，讓地球人癡迷。直到公元1世紀，羅馬人還居然相信絲綢是中國人從樹上摘下來的。也就在這個時期，羅馬人剛剛從帕提亞人手中輾轉取得中國絲綢，并開始集體狂熱迷戀。“羅馬的少女們可以身著半透明的絲衣在大街上炫耀”；埃及著名艷后克利奧帕特拉穿著絲綢外衣接見使節。古羅馬的市場上絲綢的價格，曾上揚至每磅約12兩黃金的天價。各國元首及貴族曾以穿著中國絲綢、使用瓷器為榮。

也因此，希臘、羅馬人稱中國為賽里斯國，稱中國人為賽里斯人。所謂“賽里斯”，就是羅馬語中的“絲綢”。

最繁忙的時候，大運河里，一半是水，一半是水一樣流光溢彩的絲綢。可以說，大運河是流動的絲綢，絲綢是被裁剪的運河。在傳播中華文明的歷史征程上，大運河無疑是絲綢之路的延伸。

作為春秋吳國的古都，蘇州地處太湖之濱，歷來為生產錦繡之鄉，積聚綾羅之地，是著名的絲綢之府。“唐宋之際，絲綢業中心逐漸移至江南地區，絲綢工藝技術和生產區域都產生了重大變化，蘇州成為全國絲綢中心。”蘇州市絲綢博物館一位專家說。

明清時期，蘇州本地大量種植桑樹、棉花等經濟作物，促進了本區絲織業和棉紡業的進一步發展，蘇州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絲織、棉織、染整中心，皇家高級絲綢織品也大多出自蘇州織工之手。

這一切發展機遇，幾乎都與大運河休戚相關。隋代起，大運河正式開鑿，蘇州水運從此聯通洛陽、汴梁（開封）、大都（北京）等帝都。隨著大運河的開通，蘇州的經濟地位也越來越重。秦漢六朝時期，蘇州已經成為“江都一都會”，絲織業逐步發展，刺繡工藝開始出現。到了唐代，借助大運河的集散地優勢，蘇州“人稠過揚府，坊鬧半長安”（白居易詩），絲織業尤其突出。七里山塘街鱗次櫛比的商鋪，綾羅綢緞和大米被裝到船上，源源不斷地運往洛陽，轉往長安，再被駝隊輸往中亞、歐洲和非洲。宋代，蠶桑業后來居上，蘇州逐漸成為江南蠶桑業中心。除了銷往世界各地，絲綢還成了替朝廷向外族繳納歲貢、貪安媾和的重要物品。到了元代，蘇州是江南地區中心城市，政府專門在當地設立了織染局。明清至近代，蘇州成為中國資本主義最早萌芽之地。“五方雜處，百貨聚集，為商賈通販要津”，蘇州成為全國絲綢生產中心，全國首屈一指的商業都市，全國經濟中心，也是全國重要的稻米、棉布、木材等市場，經濟輻射全國大部分地區。

中國絲綢在蘇州等地集散，源源不斷流向世界各地，成為各國淑女名媛的最愛。在羅馬帝國，人們爭相購買絲綢，導致黃金大量外流。元老院斷然制定法令，禁止人們穿絲衣。

有意思的是，中國絲綢最輝煌的時期，也正是大運河河運最鼎盛的時期。

馬可·波羅和絲綢的美麗邂逅

揚州東門遺址廣場北側的馬可·波羅紀念館里，一群大學生組成的訪客，興奮地拍攝與馬可·波羅有關的展品。

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接見了前來朝拜的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羅和他的弟弟瑪飛·波羅、兒子馬可·波羅，并留下他們，為朝廷辦事。馬可·波羅很快學會了漢語和蒙古語，乘船沿著大運河南下，考察了大運河沿線的揚州、無錫、蘇州、杭州等地方。在他著名的《馬可·波羅游記》（又名《東方見聞錄》）里，他說：“我奉大汗命令管理揚州三年。”揚州人對此深信不疑。為紀念這位撰寫了歐洲第一部詳盡描繪中國歷史、文化和藝術的游記的歐洲人，揚州市在2011年專門為他建立了一座紀念館。在游記中，他寫到了杭州，描繪了西湖的美麗。對蘇州，他更是贊不絕口：“蘇州是一座大城”，“商業和手工業十分繁榮和興盛，生產的絲綢還行銷其他市場。”

運河沿岸的城市，是中國當時最富裕的城市群。馬可·波羅對中國的絲綢、瓷器神往已久。這一次，他大飽眼福，大開眼界。他在這個東方最富有的國家的所見所聞，在歐洲廣為流傳，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向往。

近年來國際上質疑馬可·波羅是否真正到過中國的聲音鵲起。理由是其游記里對筷子、長城、方塊漢字、裹腳布、活字印刷等“最中國”的東西只字未提，且揚州史志對其做地方官并無記載。沒人能替死了近千年的古人叫屈說理，倒是中國大運河沿線城市的學者主動為其辯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楊鐮掰著《游記》關于蘇州、杭州的記載說，《游記》對當時橋梁、湖泊、街道等的記載都相當詳細、具體。“這些細節性的東西，如果僅僅是道聽途說，是很難細致地描繪出來的。”

繁華落盡運河絲綢雙雙沒落

從奢侈品到生活必需品，再到旅游紀念品，絲綢在新型布料的興旺發達中，日漸淡出普通人家的視野。大運河也在歷史的進程中，完成歷史使命，日暮途窮，日漸荒廢。

站在與趙州橋、盧溝橋齊名的蘇州市寶帶橋邊，除了稀稀拉拉的城區運貨船，難得見到一個行人。這座見證了運河千年繁榮的“蘇州第一橋”，曾經千帆競發，通達三江五湖，是江南運河畔古纖道（纖夫拉纖行船的路）的必經之地。

清朝道光、咸豐年間，中國陷入內憂外患，運河疏于疏通，航運不時中斷。1855年黃河災難性改道，導致運河北段淤塞。近代造船業的飛速發展，使得海運興起，逐步替代漕運。而清政府日益衰敗，根本無力重新修復運河體系。1908年，滬寧鐵路開通；1912年，津浦鐵路開通。這兩條與運河基本平行的鐵路和海運，取代了江南華南物資北運，京杭運河歷史使命終結。僅江南運河尚可通航，但已經退化為區域性的航道。

“清末戰亂，使許多曾經無限繁華的運河沿線城市受到毀滅性打擊，在運河地位江河日下的情況下，這些城市多數未能憑借運河重新恢復往昔的輝煌。”蘇州科技學院資深教授徐叔鷹說。

鴉片戰爭后，上海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首要港口，中國經濟中心、貿易中心東移上海，蘇州經濟地位急劇下降。太平天國戰爭中，蘇州遭戰火重創。中華民國成立的1912年，蘇州府被廢除，由原來的省會城市降格為吳縣縣城。

運河是蘇州的腿，更是蘇州的手。運河衰落時，蘇州也因種種原因，走向沒落。絲綢似乎是大運河的命，大運河仿佛是絲綢的魂，冥冥之中，二者同呼吸共命運的關系再次得到印證：中國國門洞開，洋貨大舉進入，腈綸、滌綸等新型合成面料興盛。蘇州、無錫等地興起大量新型紡織廠，江南蠶桑業進入低谷。

此后，直到新中國迎來改革開放，蘇州才鳳凰涅槃，迎來新的發展機遇。而世界消費者也因為認識到絲織品綠色、保健、高貴，開始青睞這一天然珍品，世界絲綢行業重新煥發生機。絲綢成為蘇州、杭州等城市的城市名片，中國蘇州國際絲綢節，也開始盛大舉辦。